【内容提要】
近代散文在新旧文化潮流交替中经历了4次重大转变: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散文创作表现出衰世批判者的理性精神,标志着散文近代化初期的最高成就;从19世纪初起,冯桂芬、王韬等人又以改革者的开拓气概,把近代散文的发展推上了一个新阶段;在与甲午风云结伴而来的近代散文变革高潮中,梁启超等维新变政者的文体创新开创了一代新文风;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秋瑾、邹容等民主革命家散文的语言革新迈出了近代散文带根本性变革的步伐,对近代白话文的形成及文体拓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散文的这一创作主流与恪守传统却又起着微妙变化的散文流派汇成中国散文走向近代化的多重变奏。
【关键词】 近代化 理性精神 文体创新 多重变奏 语言革新
中国近代是历史文化的转型期,中外文化相互交汇撞击,使传统散文面临新的挑战,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近代散文走向近代化的发展演进中,形成了新旧交错的散文气象。这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多重变奏。
第一重变奏:衰世批判者的理性精神
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一历史与时代巨变的转折关头,关注近代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生活的作家中,龚自珍和魏源是突出的代表。一个,把散文的触角伸向统治阶层,对国家的腐败凋敝现象进行揭露、抨击;一个,把目光瞄准世界,关注社会的各个领域,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一个,在时代大潮的涌动与现实生活的变动中反思昨天,批判“颓波难挽”的今天;一个,在并不以今天返回昨天,写今天时,也在思考着明天,抒写着发展的今天。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为使新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合理,进行执着、顽强的艺术追求。我们从作家们提供的生活画面中,聆听到了历史的回声,强烈地感受到新的生活节奏。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近代人民的命运,反映了作家在历史的转折时期的进步要求、愿望和心理情绪,表现了他们忧患苍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感情,仿佛使人们听到散文近代化进程的隐隐惊雷,这就是龚自珍和魏源等进步作家作品的总主题和主旋律,也是他们对近代散文的贡献。
龚自珍与魏源的艺术个性和追求,孕育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根连着民族、人民的大树。历史和现实,正常和反常,纯洁和丑恶,交织融汇为切肤的体验和深沉的思索。龚自珍的散文,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灾难深重的历史,也是对自我的一个反省和总结。在龚自珍散文的字里行间,相当宏伟地突现着“历史感”,中国社会大变革前夕的时代氛围,天地四方的“至极不祥之气”,人心世俗的“浇漓诡异”,居上位者的 “守眉睫之间而不见咫尺之外”,等等,这一切见闻的汇集,使他痛心疾首地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原来是一个“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乱亦竟不远矣”的“衰世”。以此为基点,龚自珍的笔端从“理”、从“势”、从“人才的遭遇”这三个主要视角,痛快淋漓地抒写出了最富有时代色彩的“忧患”。他的散文,不大具体谈论时政措施的因革损益,而是以“医国”的高姿态出现,关心着时代整体性的大关节目。在魏源的作品中,也时时有对历史和自我所作的透彻的剖析。为了今天和明天不再重复昨天的历史,他理智、冷峻地描绘今天,却注进了理想和热情,满含着改革者和创造者对明天的希冀与期待。惟如此,他对新生活的感受和捕捉,才具有可贵的敏锐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新型散文潮流就是适应了当时散文发展内在艺术规律的客观要求而以无比的生命力出现在晚清文坛上。它从垂死的边缘开拓了散文的新生命,从而使龚自珍、魏源的散文具有向旧时代冲决和向新时代迈进的伟大历史作用。散文作为艺术工具在龚自珍等作家的手中复活了。因此,龚、魏的散文标志着散文近代化初期的最高成就,对清代散文领域内占一百多年统治地位的桐城古文是有力的冲击,使散文这种最具实用价值的文学样式在近代文学的开端时期便表现出勃勃生机。
龚自珍与魏源的艺术所长,有时又表现为他们的所短。龚自珍的作品,对衰世的批判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但在含蓄隐藉中却具有一种艰涩玄奥的缺点,文章较典雅、高洁,片面强调了文字的技巧,使文章过分“奇僻”,造成一种佶屈聱牙的不良效果。魏源的文章虽“无沿袭义、应酬语,浩浩落落,以达其见,以伸其说”, 但却缺少激昂慷慨之气,显得平缓温和。
林则徐也是一直注重反映近代社会时代风云的散文作家。他用开眼看世界的襟怀,坚韧不拔地在反抗外来侵略的道路上行进。他虽不以文学名世,但他的政论散文, 在近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他的散文,大多是写给皇帝看的奏稿,基本上是他一生从政的思想、政策、措施的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内政的改革与反抗外国侵略两个方面,抒发了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热情。在表现方法上,他的散文无艰深的词句,无难懂的典故,信笔写来,质朴无华,情随笔到,叙事细密而具体,说理曲尽而详明,与龚、魏的风格不同,然而同样有说服力。他的文章对后来维新派的时务文有很大影响。
第二重变奏:早期改革者的开拓气概
经历过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浩劫的近代有识之士,他们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之后,关注着什么,思考着什么,准备怎样迎接新的挑战?他们在探索,散文作家们也在探索。早期维新派和太平天国革命的散文家们是昨天惨痛经历的产儿,又是现实和未来的希望的耕耘者。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古文的束缚,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内容,运用散文“记事述情”,表达改革社会与御侮图强的思想内容。冯桂芬、王韬和郑观应运用通俗古文写作的近代报章政论文体,在近代散文的变革上,比起龚自珍和魏源,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冯桂芬的政论性散文集《校?庐抗议》、王韬的《?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文章的发表,为散文的近代化提供了新的启示:散文的变革仅仅是从理论上进行批判是不够的,还要以实践来表示它的对立,才能更显出理论的威力。同时,还必须常把各国发生的事情与中国的社会现象作比较,把静止的封闭式的中国放在“事变繁极”的世界范围中来考察,并充分利用报刊这一阵地树立近代的舆论意识,通过中外舆论交流,冲击旧的文体桎梏,促进散文的改革。因此,论述时政,谴责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论述中外关系,探索社会政治的改革,便成为回荡于早期维新改革派散文作家作品中的主旋律。
从《漫游随录》、《普法战纪》到《?园文录外编》,是王韬散文创作上的一个突破。《漫游随录》是我国最早介绍近代欧洲社会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游记体散文。它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近代西方社会的风貌,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提供了一份宝贵资料。当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还埋头于词章考据之学、沉浸于科举之中时, 王韬能够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可以说他不但“ 明智通达”,而且堪称时代的先觉者。他对西洋科学技术的介绍,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道本器末”、“贵义贱利”的价值观的否定和批判,同时也表明王韬在世界观上已经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王韬的《欧游心影》,虽然走马观花,所见亦多流于表面,但他通过比较中英两种制度,认识到资本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比封建社会优越。从写作上来看,笔调轻灵生动,语言平易浅显,风格朴实自然,是一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游记散文。
《普法战纪》是王韬根据外国报纸对1870年7月爆发的普法战争的报道,结合自己的欧洲见闻编译而成的。此书的编成,距离战事的发生仅仅4个月。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记述海外战争的散文著作,也是近代“睁眼看世界”的一部重要著作。这对于当时国人了解外国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及时了解欧洲的局势,有着旁无所贷的历史作用。所以,《普法战纪》可以说也是中国近代早期认真探索国外情形、有着较大影响的一部著作。在写作上,反映事件非常迅速及时,记叙翔实,关于战争的起因,战事发生发展的时间、地点、规模、经过以及战争的结局和影响,其记述还比较完整正确;同时还旁搜远引,兼述西方诸国的历史政情和社会风俗掌故, 可以说是具有“报告文学”的雏形。
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论文,明白晓畅,议论风发,针砭时弊,并且贯穿着鲜明的“变法”思想。“变法自强”的口号,最早是由王韬在1875年的《循环日报》上提出来的。王韬后来将《循环日报》上发表的政论文选编成《?园文录外编》,系统地阐述了王韬的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思想和政治主张。戈公振评价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倡言变法时说:“《?园文录外编》即集该报论说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两。”王韬政论文的思想,是魏源、冯桂芬政论思想的继续发展,所谓“继续发展”,就是在他的文章里,已基本上摆脱了从中国古代圣贤先王的文库中寻找变法资料,更多的是强调要“师西国之长,集思广益” 来变法。值得注意的是,从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角度来看,《循环日报》比《时务报》的创办要早22年,它对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思潮的兴起无疑起着晓角晨钟的作用。正如王韬的变法自强思想,为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开启道路,《循环日报》对后来的《时务报》起到先驱示范作用一样,王韬的政论散文在近代散文的发展史上亦具有开拓性。王韬在龚自珍、冯桂芬等前辈作家散文改革的基础上开拓出来的“报章体文”,颇具自己的特色。他这种“无所师承”,不受拘束,按时代的需要,“记事述情,自抒胸臆”的散文,“往往下笔不能自休”,感情充沛,气机流畅,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为后来梁启超的“纵笔所至不检束”的文章, 树立了榜样,梁启超的新文体正是从王韬开创的“报章体文”发展而来的。可见王韬在散文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郑观应在散文形式上亦有革新,为了适应报刊上发表,多数篇幅短小,行文多用中西、古今比较论证办法,条理清晰,论述透辟。在语言上,王韬说:“其词畅而不繁,其意显而不晦,据事胪陈直而无隐。”作者尽量采用通俗流畅、浅显易懂的文言文,语言显豁,易于为读者接受。且文笔清新活泼,优美流畅,体现了近代散文社会化、通俗化的走向,对桐城古文无疑是一个冲击,对后来政论作家和“新文体”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散文近代化的进程中,郑观应的散文亦具有革新意义。
第三重变奏:维新变政者的文体创新
在甲午战争之后,当一种完全摆脱古文家法、自由活泼、富于鼓动性的“新文体”呈献给文坛时,人们振奋了———因为一场扫荡旧文体开创新文体的散文近代化高潮到来了。
“新文体”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近代散文变革中的一种创造。它是适应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历史要求而产生的,也是近代散文发展的必然趋势。新文体的代表作家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梁启超为这种“新文体”的建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也包含着梁启超的同代人乃至其前辈的共同努力,康有为便是在传统古文向新文体过渡这一转折点上的关键人物之一,而谭嗣同则是可称开路先锋和最积极的实行者。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站在历史的较高阶段上,从巨大的历史潮流中吸取思想活力,冷静地观察落后了的东方古国,接受八面来风的吹拂,开始突破封建思想与封建文化的藩篱,把外来思想与本国实际结合的任务提到了历史的日程。同时他把文学活动与历史发展的主潮相结合,最终从传统的古文中走出来,蔚为散文大家。在当时的文坛上,康有为的散文,思想奔放,直抒己见,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饱满的政治热情,而且在艺术上追求毫无拘束,感情尽情倾泻的艺术境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因而,梁启超将康有为列为“清末散文大家”(《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10月上海版单行本,第57页),是以他那受进化论和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所形成的中国文学进化观来审视中国散文发展,从整体意识上去评判康有为散文的历史地位的结果。纵观近代散文的发展,康有为的确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人物,他是晚清“文界革命”的先驱,其散文创作为新文体的诞生起着积极的作用。
谭嗣同的散文深刻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他所经历的人生道路,记录了他的理想、热情、思辨、学识,同时也为新文体的发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了有益的探索。谭嗣同对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中出现的浅显平易、富有号召力和煽动性的解放了的文体极表赞赏。他在《报章总宇宙之文说》一文中,盛赞天下文体“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他认为报章文体的好处并不囿于形式,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较多地反映出民众的呼声。他为《湘报》的发行而欢呼。他的政论散文《仁学》便是比较典型的“报章文体”,难怪时人惊呼其为 “骇俗之文”。总之,谭嗣同的散文熔多家思想于一炉,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论辩方法,使文章呈现出长于雄辩、汪洋恣肆的特点。行文则时骈时散,时古时今,力求文意表达通畅。特别是以感情之笔说理,情因理发,理因情显,情理相得益彰。谭嗣同本其冲决一切网罗的勇猛精神,为新文体在荆榛莽丛中开拓了一条大路。
梁启超是散文近代化进程中有突出贡献的一位作家。他不仅对散文在理论上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而且在创作实践上,身体力行,写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新体散文,对散文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梁启超把《时务报》至《新民丛报》中期(1896～1904)这一阶段的文章称为“新文体”,以区别于当时占正统地位的桐城古文、骈文和时文、八股等类的“旧文体”。这种新体散文亦有别于近代早期维新派的文体,特别是在语言的革新上。梁启超写作的新体报章散文,是以社会的改革和国民思想启蒙工作为当务之急的,这就把新体散文的创作从书斋扩展到整个社会,形成了他创作新体散文有决定性影响的创作思想———“新民”思想。他在1898年11月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给该报所规定的“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的性质便是这一思想的阐释。而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散文的社会功能,提高了散文的地位,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散文本身的面貌,使他的新体散文呈现出鲜明的特征。综观梁启超的散文,特别是他在戊戌时期的散文创作,其成就和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散文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了资产阶级文化的特征,显示了其包融万汇的胸怀与气度;在艺术形式上有较大的变革,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散文的社会化。他创造的“新文体”,结束了桐城派散文的一统天下,开创了一代新文风。
第四重变奏:民主革命家的语言革新
语言是文章的基本材料,它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脱节,现代语言与古代语言的分离,为人类交流思想、倾诉情感造成了许多人为的障碍。语言文学,既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的载体,这个载体本身有着内容和形式的两个方面。语言问题“ 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胡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第295页)。随着世界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家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学语言通俗化,是潮流所向的一种趋势。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救亡运动的开展,才有条件兴起白话文运动。因此,近代散文在继资产阶级“新文体”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维新派散文改革的基础上,为使散文语言更趋通俗化作了进一步的努力。语言的近代化,这是比叙述方式更为重要的主体革命,也是近代散文领域升起的新的美学原则。秋瑾、邹容、陈天华、柳亚子、孙中山、朱执信、李大钊、黄小配、黄远生等对于近代散文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一种真正属于近代的“写作姿态”,刷新了近代散文的语言,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美文”的审美信息。从他们的散文创作来看,散文的语言不是一般修辞学上的语言,即不是以准确、生动、形象为特征的“美文”,而是主客体互相渗透,即此即彼,既是内容,也是形式; 既是文学,也是生活的语言,是一种不仅包括了作家的才华、智慧、思想、人格等因素的文学表达中形成的风格,而且蕴含着耐人寻味的韵味、情趣、色彩的语言。而在这面呼啦飘扬着的语言旗帜上,更加触目映进读者眼帘的是四个大字:文体创新。因此,只有当白话散文逐步成为近代散文的语言载体时,中国近代散文才真正迈出了自己带根本性变革的步伐。
邹容的政论散文《革命军》,以火山爆发式的革命热情,雷霆万钧、叱咤风云的磅礴气势,催动三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语言节奏,表现出洒脱奔放的文学风格。《革命军》可以说是一篇表现革命内容的有代表性的新体散文。在语言方面比“新文体”更趋通俗化。女革命家秋瑾极力提倡白话文,她的散文通俗易懂,更趋白话化。柳亚子在“五四”前10年创作的白话散文,也为近代散文走向自由化、通俗化、社会化,起了一定促进作用。黄小配的《五日风声》,运用报刊新闻报道的方式,在报告文学领域作了一次开拓性的尝试。在语言上摆脱了传统的束缚。黄远生的散文以新闻报道体式为文学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这位“报界奇才”的文章浅显易懂、妙趣横生。他的通讯报道,亦已具报告文学的特征。如他的《外交部之厨子》、《?日日记》等,集中反映他的通讯报道的文学性质。他以白描的手法,把耳闻目睹的人与事,加以提炼概括,选取最能表现人或事的细节表达出来。他的散文可以说是文学革命的先导,在近代散文向现代化过渡的进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副歌一:两支“特异”的动情和弦
一支是著名翻译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散文,回荡着先秦散文古朴渊雅的情韵。他用古文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于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可谓是前无古人的,在应用古文方面作出了新贡献,功不可没。但严复在散文体式、语言上过分注重辞章,追求文采,就容易产生深奥难解、因辞害意等毛病,势必削弱文章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用古雅的文笔和驯雅的语调来作文与译文,的确是严复的缺点。同时,严复亦鄙薄一般“报馆之文章”。尽管如此,严复有些散文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章太炎在《社会通诠商兑》中对严复的批评,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这一变化。由此可见,严复散文中那反复申述、欠含蓄、不简洁、多感叹等表述方式,正是作者不自觉地向桐城古文的某些框框挑战的表现,因为那种古文程式已不适于用来发挥丰富的新思想和爱国激情了,这也许是严复始料不及的。
另一支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文学家章太炎的散文。章太炎是近代文坛上“以文章排满的骁将”,他撰写了政治、时评等文章,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思想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章太炎的散文内容非常广泛,经史子学、语言文学、医学、教育、经济、哲学等方面都有涉及。他的散文,在1916年前后20年,对比非常鲜明:前20年的创作,意气风发,锋芒毕露,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打动了不少读者,对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后20年,章太炎未能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前进,因此,其散文也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这正是章太炎政治思想多变、带有先进性又具有复杂性的艰辛而曲折的人生道路在散文中的反映。不过,章太炎的散文能根据客观需要的不同,采用不同体裁乃至不同的语言,取得了一定成效。纵观他的散文创作既有引经据典、文字古朴的文章,也有笔调活泼的白话文。但章太炎的大部分散文,其主导风格还是古奥典雅的。他的散文受魏晋文风的影响较深,体现了魏晋风骨,文辞古雅,显示了他雄劲的学力。加上他用字古奥,索解困难,即使在文学上有些合理见解,也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这样就决定了章太炎不可能为新文学开辟一条道路。
副歌二:两束“变调”的古典音符
一束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桐城湘乡派的散文。曾国藩作为桐城湘乡文派的领袖人物,他把“义理”扩大到政事,强调以“礼”为本,以“经济”为纲,试图对桐城文派的思想旗帜程朱理学有所改造。他对桐城文派的文风,也是有所变易的,并没有亦步亦趋。实质上,曾国藩中兴桐城文派,就是以“湘乡派”改造“桐城文”。随着清朝统治的崩溃与新思潮的兴起,无论桐城文派或湘乡派古文都为人所抛弃,代之而起的是“新文体”和稍后的白话文。当然就桐城文派中间,也有一些如王?运、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郭嵩焘等作家冲破传统古文的束缚,创作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散文,这说明散文的变革、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另一束是翻译家林纾效法唐宋文的散文。林纾的文笔追踪韩、柳、欧、苏,因而虽从事西方名著的翻译,为近代文学的开放,以取法西方文学,起了先锋作用,可是在文体上却紧闭大门,固守门户家法,为文宗奉桐城古文的“雅洁”。他的《春觉斋论文》就是桐城古文“义法说”的具体化。当然,林纾所谓师法古人,又不等于亦步亦趋地模拟古人,他认为学古而不拘泥于古,诀窍全在学其法而变其貌。由此也可以看出,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林纾的散文创作也起着微妙的变化。
综观近代散文创作,尽管作家们行色匆匆地走完了80年的风雨历程,他们是带着发育不全的散文胚胎走进文化新纪元的,然而近代散文的成就已昭示着中国散文的深刻变化,即散文更加贴近时代、贴近心灵、贴近人生、贴近生活本身了。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这一方面表现了散文的自觉,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散文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散文发挥更大的作用,更易于为读者接受。
近代80年的散文之所以超越了古代散文,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散文越来越走向大气。写小山小水抒发个人悲欢的“小景”散文已越来越少。这一时期的散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是篇幅长;二是这些作者都倾向于思考各种大命题(时代、国家、民族、开放、改革、制度等)。当然,这种大气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在的呈现。大气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种博大的情怀,一种人格智慧的闪光。这一时期的散文不同于以往的“学者散文”,作家们不再局限于考据、训诂、求证,不再沉缅于 “过去时态”的回忆或以闲适的“隐士情调”为最高旨趣,而是以近代人的眼光和情怀观察生活、思考历史和把握时代,并倾注进个性和“自我”色彩。
理性精神的弘扬,不仅把近代散文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使近代散文与世界优秀散文接上了轨。因为世界的优秀散文,不管是倾向于说理议论的《论说文》(培根)、《随笔集》(蒙田)、《思想录》(帕斯卡),还是倾向于抒情描述的《忏悔录》(卢梭)、《梦茵湖》(梭罗)、《战地随笔》(坦贝克);他们的一个重要传统或特色,就是重理性。他们关注时代、思考人生、探索历史,纵横捭阖,议论风生,分析独到。因此,欧洲的散文曾开启了一代文风,推动历史前进。今天,我们把中国近代散文提高到世界近代散文的杰作之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与世界文学的观照中,看到近代散文的历史行程。
近代散文的文体创新,也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文体不应当仅仅理解为文学体裁。文体的内涵是丰富的。按照别林斯基的说法,文体,是才能本身,思想的浮雕性,它表现着整个的人。也就是说,文体是作家主体人格与精神,也是作家把握生活的方式,是语言的表达与呈现。随着近代历史的巨变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家们对散文这种古老的文体做了新的透视,同时由于任何使用别种文体的叙事经验和写作技巧对散文进行改造组合,于是,散文便在这种嫁接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叙述已摆脱了封闭性、同一性的模式,而语言也变得越来越富有弹性。这一切都显示散文艺术形式的开放性。在中国散文叙事形式变革的大合唱中,叙述更成为近代散文的“文体革命”的新动向。
文体创新的另一方面的内容,是语言的近代化,这是近代散文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主体革命,也是近代散文领域的一个变革原则。从近代80年的散文来看,在语言上的确比古代的散文前进了一大步:语言越来越丰富和直白清浅、通俗易懂了。语言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人生状态。近代散文作家努力将散文语言朝着语言与文字合一的方向发展,使近代白话文成为充满活力的一种语言形式。
近代散文的变革是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时期。当然在散文繁荣的背后,也的确存在着某种苍白和遗憾。其一是阶级的软弱性,导致变革的不彻底;其二是近代社会的复杂性,造成散文作家思想的多变和散文发展的多重性。然而,中国古代散文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成就与不足,为“五四 ”以后的现代白话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
